前几日，偶然听见几位家长在讨论近期的新闻。其中一位母亲发出感慨：
“在现在这个时代，身为孩童，也许是一件令人害怕的事 (Being a child at this time could be intimidating) 。”
试想一下，身为一个学龄期的孩子，或是正处于青春期的少年，每天都被“可怕”的新闻围绕着——
肆虐两年之久的瘟疫仍没有消退的迹象，远方的战争每天都在吞噬更多的生命，除此之外还有地震、火灾、空难和仇恨犯罪……
是不是觉得整个世界都在分崩离析？
而对于父母来说，从孩子口中听到这些字眼，无疑是一件残忍的事——他们本应处在幻想月球城市和会飞的布偶的天真年纪。
“在像他（儿子）这么大的时候，我烦恼的事仅限于午餐难吃、输掉球赛和暗恋的女孩儿不理我，”一位青少年的父亲说，“我甚至不了解什么是真正意义上的战争。”
BBC主持人丹·沃克就曾在节目上描述了身为父母的复杂心情：
当12岁的孩子给他打电话询问“核战争”是否会发生时，身为新闻从业者的他竟然沉默许久，完全不知该如何回答。
他表示，还有许多父母都面临着类似的困境：
如何向孩子们解释正在发生的一切？
当整个世界都沉溺于悲观情绪时，如何安抚焦虑、紧张的孩子们？
更重要的是，如何在传达事实的同时，依然保护他们幼小、年轻的心灵，以及对这个世界的美好想象？
Having Honest Conversations
诚实地谈话
在现实生活中，总有一些十分沉重的话题，例如种族歧视、仇恨犯罪等。这些话题所带来的情绪压力，有时连成年人都会觉得力不从心。
身为父母，难免会有“难以启齿”的时刻——毕竟，要向纯真的孩子讲述世界的阴暗面绝非易事。
作为被父母辈以“小孩子别多管”、“大人的事你不懂”等等理由搪塞的一代，我们常常会忽略一个重要的事实：孩子们的天性就是好奇，而好奇的人总会自己寻找信息。
临床心理学家杰里·蒂卡里 (Jeri Tikare) 博士指出：“重要的是要以一种对儿童感到安全的方式（讲述），并尽可能保持诚实。”
遮遮掩掩不但无法解决孩子的疑问，反而会降低他们对父母的信任度，甚至拉远他们与父母的距离。
和孩子谈论“沉重话题”时，可以从他们已知的事实引入，例如当学校发生恶性事件时，可以这样询问孩子：“最近学校里发生了一件悲伤的事，你听说了吗？”
父母还应该做的，是为孩子们提供事实和背景，并且根据孩子的年龄阶段，使用他们可以理解的语言来调整叙述的方式。
例如，当孩子提及有关战争的问题时，父母可以说：“是的，俄罗斯和乌克兰正处于战争状态，但现在并没有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。”
解释新冠疫情所导致的隔离时，对现状保持坦诚也是非常重要的：“是的，我们小区有人生病了，所以我们需要被暂时隔离、接受观察，这是为了确保大家都安全。”
儿童心理治疗师和儿童心理治疗师协会 (ACP) 的发言人瑞安·洛伊 (Ryan Lowe) 特别指出，父母不应该对孩子作出不切实际的承诺，提供一个正在为之奋斗的目标及相关的重要信息，就足以让孩子们心安。
显然，父母无法知道所有问题的答案，也绝非全能——但我们至少应该对自己的孩子们保持信心，相信他们能够知悉并理解这一点。
悲剧事件处理专家吉尔·阿特里指出，当孩子们提出难以回答的问题时，坦诚地回答“很抱歉，爸爸/妈妈也不清楚这个问题的答案”，要比作出模棱两可的解释或者粗暴地给事件归因要好得多。
“如果孩子们想要知道更多，他们会再来找你的。”吉尔表示，在面临未知的问题时，无论是让孩子独立研究，还是协助孩子一起获得更多信息，都是不错的解决方案。
Gatekeep Information from Media
筛选媒体信息
在这个信息爆炸的年代，Z世代 (1995-2009年间出生)和α世代 (2010年后出生) 也许拥有着人类有史以来最高的信息曝光率。
随着网络与手机、平板电脑等电子产品的普及，社交平台和由其衍生的短讯息、短视频等媒体形式，在生活中已是“无孔不入”。
心理学教授乔纳森·科默 (Jonathan Comer) 和安东尼·史蒂文·迪克 (Anthony Steven Dick)在2017 年的一项研究中发现，高水平的媒体曝光与频繁报道可能造成孩子们出现创伤后应激障碍 (PTSD) 的症状
——这也被称为替代创伤。
尽管传统的新闻媒体会受到严格的伦理道德审查（例如英国新闻媒体受英国通讯管理局Ofcom的管辖），但自媒体的盛行意味着“漏网之鱼”绝不在少数。
为了吸引眼球，媒体往往会夸大和强调恐怖、血腥、猎奇的细节。年龄较小的孩子更容易受到直接的惊吓，而即使是高中阶段的孩子，也很难不在这种情况下产生抑郁、焦虑的情绪。
1999 年，美国哥伦拜恩学校发生枪击案，两名学生在持枪杀害十几名同学、老师后自杀。这一事件在当时被反复报道，甚至连受害者的信仰、私人生活也被媒体曝光。
超负荷的信息曝光带来的后果是可怕的：几名幸存者在事件后的几年纷纷选择自杀；无数青少年对学校产生了难以名状的恐惧，甚至不敢出门……
更严重的是，对该案件的反复报道后来引发了诸多“效仿者”进行模仿犯罪，这被称为“哥伦拜恩效应”。
一位从事新闻业的女士也讲述了类似的故事：“在我小的时候，某地发生了一场自杀式恐怖袭击。那段时间家里的电视一直开着，袭击者自焚的画面被反复播放。在很长一段时间里，我都没有办法忘掉那个画面，它成了我童年的梦魇。”
“有一段时间，我甚至害怕敲门声。”她心有余悸地说。
作为家长，我们不太可能、也不应该因此而切断孩子们与媒体、信息之间的联系。但我们可以做的是——成为孩子们的“信息守门人 (information gatekeeper) ”。
这个概念最早由社会心理学家库尔特·勒温提出，随后被美国作家戴维·曼宁·怀特引入传播学研究。
在这里，“信息守门 (information gatekeeping)” 指的是“守门人”从新闻媒体等消息来源获得大量资讯后，根据自己的规则进行编辑筛选、删减的过程。
而在充斥着模因（网络梗）、神话、谣言、流言与误解的社交平台漩涡，这种“筛查”更是至关重要。
家长们可以省略事件中不适合或无法被孩子们接受的具体细节，并控制媒体信息的输入量。
这能“大大减少孩子们被创伤性信息轰炸从而产生情绪问题的可能性”，专家指出。
“
Make Space for Emotions
提供情绪空间
在阅读、了解到瘟疫、战争、灾难这类信息之后产生负面情绪，是非常正常的现象。作为成年人，我们已经学会了如何通过合理渠道宣泄、排解这种情绪。
但孩子们的身心都未发育成熟，对于如何处理情绪这个问题，更是还在“摸索之中”。
蒙特克莱尔州立大学的媒体研究员塔拉·康利 ( Tara Conley ) 指出，父母和老师等成年监护者，应该为孩子们创造一个“情绪空间”。
她建议，可以选择一个安静的时刻与孩子们一起打卡，餐桌上或睡前都是非常合适的时间。在这段时间里，可以让孩子们分享他们对于这些事件和话题的感受与思考。
“当事发地很遥远时，最好的办法就是拿上地图，并且向孩子们展示距离。如果事发地就在身边，要告诉孩子，这是小概率事件。”教育节目《芝麻街》工作室的副总裁罗斯玛丽·特鲁格里奥说。
道恩·休布纳博士是一位专门治疗焦虑儿童的临床心理学家，而她自己也曾经有一个非常焦虑的孩子。
为此，她特意编写了一本书《发生了不好的事儿》，帮助家长认识孩子面对重大事件或新闻时的焦虑状态，并提供了一些建议。
“不要告诉他们不准悲伤或别害怕——悲伤和恐惧是对可怕情况的自然反应，你也会希望看到自己的孩子具有同理心，”这位儿童心理学家补充说，“但可以告诉他们，这里是安全的，以及一旦遇到危险要如何应对。”
“
Coping with Games and Arts
用游戏和艺术应对
孩子们常常试图通过艺术和创造性的游戏来理解、表达他们所观察和了解到的东西。
有时，作为成年人，尤其是作为父母的我们，在看到孩子们重演或画出可怕或暴力的内容时，多多少少会感到一丝不安。
例如，在 1999 年哥伦拜恩学校枪击案之后，芝麻街工作室通过绘画研究了学龄儿童对世界的看法。他们发现这些图像充满了暴力，有很多孩子都画了“枪、刀和死人”。
但这种过程有一个重要的作用。
媒体研究员康利说：“游戏是重建[儿童]自己的故事的一部分。” 她称之为“意义创造”。事实上，成年人也常常这样做，例如通过与朋友讨论故事，又或者在社交媒体上分享表情包和梗图。
当接收的信息导向发生转变时，这种变化更是显而易见——例如，在学校引入心理疏导后，孩子们的绘画更多的是表现帮助疏散和救助的警察、消防员，以及手拉手一起祈福的群众。
康利补充指出，游戏和艺术也是让孩子们从悲剧事件中分散注意力的绝佳方式——再聪明的孩子都还是孩子，比起为世界形势担忧，他们需要时间专注于自己的成长。
“
Take Positive Actions Together
一起积极行动
希望与行动之间存在着联系。因此，当我们感到绝望时（例如对世界形势），与其寻求希望，不如采取行动，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。
道恩在《发生了不好的事儿》中写道，家长和孩子一起采取行动，能够成功转移焦点，让孩子摆脱无助感和焦虑感等负面情绪，转而关注自身的积极举动。
“如果某次自然灾害让孩子感到非常难过，那么你可以带着孩子捐赠一些衣服或者食物。”道恩说，即使是很小的行动，也能让孩子对于世界的负面理解有所转变。
所以，作为父母，我们要传达的信息不是“徒劳地抱有希望”，而是“做一些积极的事情”，从身边的小事开始。
当世界都被悲伤消极的情绪所笼罩时，作为父母的我们却不能随波逐流、沉溺其中。因为我们有更重要的责任所在——保护孩子的纯真，维护他们内心世界的完整。
瘟疫、战争、灾难、悲剧……都只是硬币的一面。而我们所要做的，不是把硬币翻过去，而是把它妥善地放在孩子们的手上：
“是时候让我们来谈谈这些沉重的话题了。”